金融危机后，美国霸权已“面露难色”，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便在国际舞台上冉冉升起，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出现则让中国影响力变得更为真切具体，也让重新审视全球治理结构的任务刻不容缓。
用数据说话往往更为直观。从购买力平价（PPP）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超过了发达国家；从全球增量角度，新兴市场可能占到60%，中国又占到约30%。相较之下，新兴市场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多边机构的话语权却微乎其微，因此全球治理便引发了重大思考，而中国在这过程中又应如何抉择？
在这一背景下，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第一财经研究院合办的“从亚投行看全球治理和中国选择”研讨会在沪举办，并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驰骋国际舞台的专家学者，包括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前G20Sherpa何亚非，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以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2015年是中国的大年，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正逐步影响着全球治理模式；2016年更是中国的大年，中国会作为G20峰会的主席国，同各国商讨全球经济和治理的未来。”本次研讨会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表示。
何亚非：
一个外交家眼中的中国崛起
何亚非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在2008年到2010年是全球范围内G20中国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新书《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也收录了其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回忆和趣事。当日，何亚非也以两个外交故事描述了中国崛起。
说起第一个故事，何亚非回忆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震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华尔街的贪婪和“两房”等的次级债则是始作俑者，而此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力量在上升，因此原来只流于形式的G20会议顿时地位上升至峰会。
“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访华，恳请中国不要抛售‘两房’债券，因为我们手里握了几千亿美元的债券。如果中国要把债券抛掉，美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会崩溃。”何亚非称，当时作为G20的一员真切感觉到了中国确实是很有分量，中国的一个决定便可能影响全球整个体系的存亡。
“中国当时可能并没完全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但是已经感受到了压力，确实这个钱不是小数目，是我们中国人民辛苦赚来的钱。怎么办？”何亚非说，最后中国还是从中美两国关系、世界金融体系存亡的角度考虑，在美国承诺还款的基础上同意出手相助。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再也无法独自全身而退。
再说到第二个故事，时间就到了2009年，即第二次G20峰会，而这次希望中国出手相助的是IMF。
由于金融危机肆虐，欧债危机也随之爆发，欧洲多国纷纷“中招”，IMF应急救助资金池顿时“不堪重负”。何亚非回忆称：“当时英国领导人不断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求中国帮忙，承诺扩大对IMF的注资。我又感觉到中国这时是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的作用再次出现了。”
最后，中国承诺购买500亿美元的IMF债券，这也顿时产生了“羊群效应”，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注资。
不过，何亚非也坦言，当时中国的注资也承载了不少国内舆论压力——中国人的钱凭什么拿来救别人，中国也有很多贫困人口，也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我们要说服国内人，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只有全球其他经济都好了，中国才会好，这和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思路是一样的，大家一起跑你才能跑，大河有水小河满。”何亚非称。
也就是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故事，真切体现了这几年的全球治理已经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何亚非感叹：“虽然我们的声音不是很强，但是中国的声音或作用已经不能忽视。”
吴心伯：中国应区别于美国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受到全球多国支持，在中国迈向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之时，应如何区别于美国模式？又应如何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
作为美国研究专家，吴心伯表示，中国当前的全球治理与美国当年大相径庭。“美国是在二战背景下，通过军事手段而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因此是先军事到政治再到经济的过程。”
就中国而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契机就是金融危机，所以实际上中国是以经济主导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吴心伯也表示，冷战结束了，东西方的人文分割已经结束了，中国主导全球治理的风格应该区别于美国，美国首先强调的是主导、是“一股独大”，而中国更多的是追求集体领导，这样才可以走得远，这是中国跟美国不同的地方。
此外，吴心伯指出，中国的方案更为务实，而美国方案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这可能是中国超越美国的机会。
比起当年美国重起炉灶、设立了多家多边机构，中国则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和改革的方式。“中国并未选择重起炉灶，而是在当前的体系里面做增量，依靠增量慢慢做大，在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吴心伯说道。
陈东晓：支持中美合作
中国更应当好“主导者”
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陈东晓既支持“中美合作”的“协同效应”，更认为中国应该少受“谦虚传统”的束缚，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扮演好“主导者”。
陈东晓援引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表示，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按照现在每年供应约10亿美元，中国的过剩产能完全是有市场的。”
更重要的是，中美合作将进一步做大这块“蛋糕”。“中美之间也在探讨第三方国际产能合作。美国已经进入到逐步向着更高端、绿色的发展阶段。而如何在新的巨大的产能和基础设施需求之下能够抓住这个机遇，中美就需要优势有互补。双方现在形成一个工作组探讨项目方式标准，我觉得这个潜力是巨大的。”
尽管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但在亚投行等中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下，“主导权”不能因合作而放弃。
“原来中国人比较谦虚，我们习惯跟投、说不或者是弃权，诸多变化伴随着新世纪到来，在这一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发更多声音，而且国际社会希望听到我们发声音；另一方面，如亚投行等多边机构涉及到许多详细路线设计和新理念，包括新的发展观、融资观和服务观，而这些都需要具体的项目推进。”陈东晓表示。
用数据说话往往更为直观。从购买力平价（PPP）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超过了发达国家；从全球增量角度，新兴市场可能占到60%，中国又占到约30%。相较之下，新兴市场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多边机构的话语权却微乎其微，因此全球治理便引发了重大思考，而中国在这过程中又应如何抉择？
在这一背景下，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第一财经研究院合办的“从亚投行看全球治理和中国选择”研讨会在沪举办，并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驰骋国际舞台的专家学者，包括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前G20Sherpa何亚非，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以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2015年是中国的大年，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正逐步影响着全球治理模式；2016年更是中国的大年，中国会作为G20峰会的主席国，同各国商讨全球经济和治理的未来。”本次研讨会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表示。
何亚非：
一个外交家眼中的中国崛起
何亚非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在2008年到2010年是全球范围内G20中国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新书《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也收录了其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回忆和趣事。当日，何亚非也以两个外交故事描述了中国崛起。
说起第一个故事，何亚非回忆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震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华尔街的贪婪和“两房”等的次级债则是始作俑者，而此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力量在上升，因此原来只流于形式的G20会议顿时地位上升至峰会。
“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访华，恳请中国不要抛售‘两房’债券，因为我们手里握了几千亿美元的债券。如果中国要把债券抛掉，美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会崩溃。”何亚非称，当时作为G20的一员真切感觉到了中国确实是很有分量，中国的一个决定便可能影响全球整个体系的存亡。
“中国当时可能并没完全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但是已经感受到了压力，确实这个钱不是小数目，是我们中国人民辛苦赚来的钱。怎么办？”何亚非说，最后中国还是从中美两国关系、世界金融体系存亡的角度考虑，在美国承诺还款的基础上同意出手相助。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再也无法独自全身而退。
再说到第二个故事，时间就到了2009年，即第二次G20峰会，而这次希望中国出手相助的是IMF。
由于金融危机肆虐，欧债危机也随之爆发，欧洲多国纷纷“中招”，IMF应急救助资金池顿时“不堪重负”。何亚非回忆称：“当时英国领导人不断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求中国帮忙，承诺扩大对IMF的注资。我又感觉到中国这时是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的作用再次出现了。”
最后，中国承诺购买500亿美元的IMF债券，这也顿时产生了“羊群效应”，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注资。
不过，何亚非也坦言，当时中国的注资也承载了不少国内舆论压力——中国人的钱凭什么拿来救别人，中国也有很多贫困人口，也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我们要说服国内人，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只有全球其他经济都好了，中国才会好，这和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思路是一样的，大家一起跑你才能跑，大河有水小河满。”何亚非称。
也就是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故事，真切体现了这几年的全球治理已经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何亚非感叹：“虽然我们的声音不是很强，但是中国的声音或作用已经不能忽视。”
吴心伯：中国应区别于美国的全球治理模式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受到全球多国支持，在中国迈向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之时，应如何区别于美国模式？又应如何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
作为美国研究专家，吴心伯表示，中国当前的全球治理与美国当年大相径庭。“美国是在二战背景下，通过军事手段而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因此是先军事到政治再到经济的过程。”
就中国而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契机就是金融危机，所以实际上中国是以经济主导的形式来参与全球治理。”吴心伯也表示，冷战结束了，东西方的人文分割已经结束了，中国主导全球治理的风格应该区别于美国，美国首先强调的是主导、是“一股独大”，而中国更多的是追求集体领导，这样才可以走得远，这是中国跟美国不同的地方。
此外，吴心伯指出，中国的方案更为务实，而美国方案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这可能是中国超越美国的机会。
比起当年美国重起炉灶、设立了多家多边机构，中国则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和改革的方式。“中国并未选择重起炉灶，而是在当前的体系里面做增量，依靠增量慢慢做大，在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吴心伯说道。
陈东晓：支持中美合作
中国更应当好“主导者”
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陈东晓既支持“中美合作”的“协同效应”，更认为中国应该少受“谦虚传统”的束缚，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扮演好“主导者”。
陈东晓援引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表示，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按照现在每年供应约10亿美元，中国的过剩产能完全是有市场的。”
更重要的是，中美合作将进一步做大这块“蛋糕”。“中美之间也在探讨第三方国际产能合作。美国已经进入到逐步向着更高端、绿色的发展阶段。而如何在新的巨大的产能和基础设施需求之下能够抓住这个机遇，中美就需要优势有互补。双方现在形成一个工作组探讨项目方式标准，我觉得这个潜力是巨大的。”
尽管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但在亚投行等中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下，“主导权”不能因合作而放弃。
“原来中国人比较谦虚，我们习惯跟投、说不或者是弃权，诸多变化伴随着新世纪到来，在这一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发更多声音，而且国际社会希望听到我们发声音；另一方面，如亚投行等多边机构涉及到许多详细路线设计和新理念，包括新的发展观、融资观和服务观，而这些都需要具体的项目推进。”陈东晓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