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违约就像蟑螂：不大可能只有一只。
希腊债务如此之多，经济衰退如此之深，经济竞争力如此低下，这很容易使人们轻视该国给全球其他地区带来的教训。
目前全世界都在受到债务负担过重的困扰。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自2007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地方政府等层级)公共债务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上升了35个百分点。在许多国家，债务占比的涨幅要大得多：意大利、英国、日本和葡萄牙的债务占比分别上升了47、50、63和83个百分点。
一个国家削减负债的办法有这样几种：财政紧缩、促进经济增长、把(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保持在低位。不过，更常见但不那么招人喜欢的办法是采取更激进的债务重组，手段包括削减利息、延长债务期限或进行债务减记。
麦肯锡的伦德(Susan Lund)说，希腊不会是本轮周期内最后一个重组主权债务的国家。她说，纵观全球，你可以看到其他一些高负债、低增长的国家。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2009年出版的研究金融危机历史的着作中指出，国家违约的情况倾向于连串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导致整个欧洲和拉美出现违约。上世纪80年代，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触发了一大波从西方银行大量借入资金的新兴经济体出现违约。
而这一次值得关注的违约事件并不是很多，违约国家包括希腊、塞浦路斯和阿根廷，其中阿根廷的违约与该国10年前的债务重组有关。但这种平静状况不会持续下去。乌克兰目前正在寻求对该国面向私人投资者的债务进行重组，和波多黎各的情况一样(当然后者并非主权国家)。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持反对意见的政界人士过去曾施压，要求重组本国债务；麦肯锡的数据显示，这三个国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分别为115%、132%和139%。
罗格夫对于未来会出现一波违约事件的假设持谨慎观点。2001年围绕阿根廷违约的类似担忧最后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他指出，人们所担心的希腊危机的溢出效应也并没有发生。依赖于大宗商品的新兴经济体虽然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冲击，但具有弹性的汇率给经济提供了缓冲。
美国、日本和英国等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不会出现违约，因为这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开动印钞机。
但是，这些国家仍需找到其他办法来降低债务水平。
迄今看来，最不痛苦的方法就是依靠经济增长：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负债占整体经济的比率就会自然降低，而且能够产生税收收入来缩小赤字规模。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一直是去杠杆化的关键因素，从二战后的美国(当时债务与GDP之比高达121%)到上世纪90年代的瑞典和本世纪前十年的加拿大莫不如是。
上世纪50、60年代，藉助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快速上升，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得到了提高。相比之下，如今的全球潜在增长率正在下滑。
长期增速不断下滑意味着，要想削减更多债务，就不得不求诸于收紧支出或增加税赋。然而，过快过多的紧缩措施可能会降低GDP，引发扼杀紧缩努力的政治动荡，从而令事情变得更糟。
还有一种降低债务比率的方法。如果央行能够将实际利率保持在低位、甚至是负值，那么即便是与GDP之比超过200%的高额负债，也能够无限维持下去。这种方法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不过通货膨胀实际上受到欢迎，因为当前的通胀率太低，而且通胀率上升能够提高以美元计值的GDP，从而降低债务比率。
好消息是，摆脱现今这种债台高筑局面、避免违约的方法还是有的：就是把经济增长、紧缩政策以及低利率这三大招结合起来使用。伦德补充道，这需要花上40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