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什么改革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什么改革方案

19 五月 2015, 13:25
abb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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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2年崩溃,但是1976年后实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并未真正动摇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由此控制全球货币体系的霸权。因此,“牙买加体系”又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

  然而,正如尼克松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麻烦”。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反映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加关切和照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需求,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主要的课题。

  2008年,由美国点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金砖国家等多国首脑多次聚会,商讨应对之道和解决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要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因为这是引爆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然而,吃惯偏食的个别发达国家对此态度暧昧,改革陷于停滞。一些人在改革方案上也抱持着不平等的偏见。只是当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到底怎么改、需要什么样的方案,应该好好讨论。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全球金融不稳定

  1945年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当时赢了大战却债务累累已经日薄西山的老牌帝国英国,派出了当时已经名誉全球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领衔与美国财政部高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谈判如何安排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试图继续维持自己昔日的辉煌。

  大经济学家代表英国利益并提出了、今天看似比“怀特计划”更有远见的“凯恩斯计划”,无奈在经济上已经破产的英国由于战后重建仍然有求于美国,已根本不是对等的谈判对象,因此,最终不得不接受当时美方提出的“怀特计划”。后来,在正式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其他42个参会国,要么有求于美国,要么根本就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只是走了一个过场就通过了旨在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协定。

  尽管怀特做了精心的设计,并经过与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多轮交锋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看似完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这一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初期就被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1959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内在缺陷:难以同时满足向世界供应充足的美元和维持美元与黄金稳定的可兑换性,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1965年,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也指出美元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的贸易媒介……事实上它是仅供一个国家使用的信用工具”。

  一般认为1945~1971年这一阶段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但实际上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要求建立的货币体系直到1961年才真正投入运行。而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已由美元短缺转为美元相对黄金过剩。

  1963年9月,法国央行首先要求美国按照承诺的兑换比例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实际上,1961年到1971年期间,也并非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黄金时期,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随着全球美元相对黄金过剩,其他国家纷纷向美国提出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而美国总是在推卸和拖延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并伺机寻找脱身之策。

  为了减缓黄金流失压力和为已经基本酝酿好的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措施赢得时间,1968年美国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特别提款权(SDR)。对于法国以及其他反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的国家来说,SDR是朝着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定货币迈出的第一步,目的是废黜美元的霸权地位,让SDR取代美元成为国际首要储备资产。但是直到今天,SDR也并未真正能够挑战美元。

  尽管经历了德国马克两次主动升值、日元升值、将美元对黄金的平价由35美元/盎司调整到38美元/盎司、扩大美元与其他货币汇率浮动区间等修修补补式的改良措施,到了1973年初尼克松再次就任总统后,尼克松还是果断地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到牙买加体系阶段,黄金非货币化,浮动汇率制度替代固定汇率,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不再维持相对固定而是由市场决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当时国际社会曾认为美元此前通过与黄金挂钩巧妙取得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将不得不与德国马克、日元等货币分享。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只是经历了上个世纪70年代短暂的削弱,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在解除了美元绑定黄金的枷锁后,美元的发行反而没有了任何的外在约束和顾忌,美国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和实行货币政策以及发行美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联储发行美元总要顾及与黄金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美元发行受到美国持有黄金储备的约束,尽管那个时期美元发行并没有真正被约束住,但是当时整体上看美元发行还是有所顾忌、较为收敛的。早在1971年,时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就曾厚颜无耻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因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颠覆,而是它的变种和延续,仍然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主要维护美国利益的、带有强烈的“货币民族主义”色彩的以美元为轴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

  如今以美元为轴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亦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盘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工具之一。2007年初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本属于美国内部的金融危机,本应由其自食其果,自我消化危机的成本。但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美国国内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通过美元占据全球轴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次贷危机的成本转嫁到全球所有国家来与它共担。由于美国能够采取更为灵活主动的货币政策,根本不顾其政策的外部性,所以如今我们看到尽管美国经济金融已经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状况,而其他国家还在吃药,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垫脚石。

  美国经济金融出了问题,却让其他国家跟着吃药,这一格局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而要改变,则要从根本上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什么启而不动

  过去十余年来,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过,但是鲜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主动发起并与当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首次金融峰会。在当时美国正遭受1929年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迫切需要其他国家予以支持之际,美国政府同意改革国际金融机构,《G20华盛顿峰会宣言》就承诺“推进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WoodsInstitutions)改革,以便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经济权数,提高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在这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其中包括最贫穷国家,将有更多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欧盟、俄罗斯等交替发声,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G20第二次领导人金融峰会。峰会通过的《G20伦敦峰会首脑宣言》也表示“要坚决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IMF配额和话语权改革的方案,并要求IMF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

  2009年9月25日G20领导人匹兹堡峰会上通过的《领导人声明》中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

  2010年6月26日至27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通过题为《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再次“呼吁加快推进所需开展的大量工作,在首尔峰会前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同时兼顾其他治理结构改革。”

  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对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的建议,以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据该建议,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最贫穷成员国的份额比重和投票权将受到保护。执董会提出的这项改革方案首先需要经过代表了所有187个成员国理事会批准。在理事会作出批准之后,该方案还必须经由全体成员国同意,而这将需要很多国家的立法机构批准。当时曾期望各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在2012年年会之前完成这个过程。

  此后的数次G20领导人峰会也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出要求或建议。

  然而时至今日,尽管多数成员国已经批准了IMF2010年改革方案,但是由于具有一票否决权的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该方案,该项改革方案何时生效无法确定。

  事实上,即使美国国会批准了IMF的改革方案,由于美国表决权仍然高于15%,在IMF的重大决策必须经85%的总投票权批准才能生效的情况下,IMF仍将为美国所把控,仍将主要为美国利益服务。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所有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举措,都是对现有体系的浅层面的修修补补,只能算是技术上的,没有触及美元“一币独大”的实质性问题,没有真正改变美国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此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

  因此,要想真正克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实现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彻底改革,而绝不是对现体系的修修补补。

  主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储备货币的选择,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主要是储备货币的选择问题。尽管二战结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和专业机构提出了若干改革方案,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改革方案,即:回归金本位、超主权货币、多元储备货币。

  1.回归金本位方案最具有诱惑力,但却最无可能性

  很多经济学家迷恋金本位,希望国际货币体系回归到真正的金本位。

  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不少经济问题进行过辩论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倡导国际货币体系回归到1914年之前的古典金本位。

  不过,如果考证金本位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全球实行古典金本位的历史非常短暂,即使将金汇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等算在内,国际金本位的历史也不长,并且道路也不是那么顺畅。在一战之前,尽管主要国家纷纷宣布使用金本位,确定了本币的含金量或者固定与黄金的兑换关系,但是在多数国家,国内居民并不能持有的货币自由兑换黄金,在全球范围也往往限制黄金的自由流动。

  实行金本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储量和持续开采的缘故,黄金新增产量赶不上经济规模的增加,所以,如果实行金本位,就会导致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增长。

  回归金本位,也意味着各国要放弃信用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盛行,现代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是所采取的两大手段之一。如果国际货币体系回归到金本位,那么必然要求各个国家也都实行金本位,各国亦就无法使用货币政策来实施宏观调控。从能够展望的未来看,还看不出各个国家会放弃信用货币制度、放弃货币政策、放弃宏观经济调控。

  尽管与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一样青睐金本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金本位的认识更具现实性,他认为回归金本位是一场政治的“白日梦”。

  2.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实现难度巨大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

  相比于金本位,由于黄金存量和产量的不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同,超主权货币的供给可以灵活调节,不会导致通货紧缩,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相比于由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货币的发行将从全局出发,是顾及整体利益,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利益。由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唯一或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全球利益容易被储备货币发行国所挟持。因此,创设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能灵活调节供应、并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理想模式和目标。

  事实上,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由来已久。“凯恩斯计划”中的“bancor”就是一种超主权货币。早在二战结束之际,凯恩斯就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

  关于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现有的SDR做大,扩大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逐步取代美元,并最终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另一类主张更加纯粹,主张所有国家取消中央银行,将货币发行权转移给新成立的全球中央银行,发行全球通用货币“地球元”。

  无论是做大SDR、还是成立全球央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首先来看做大SDR。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创设的虚拟货币,曾被寄予厚望并被称为“纸黄金”。然而,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实际上,在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情况下,坐享美元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收益而基本上不承担责任的美国是绝不会同意做大SDR,更不会允许其取代美元。

  在二战结束之际,赢得了战争、但在经济已处于垂死边缘的昔日帝国英国,在面对战后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时,尚且与美国讨价还价,不甘心英镑国际地位被削弱。尽管当前美国的大国地位相对下降,在国际政治舞台了也遭受了更多的挑战,但是当前的美国仍然强大,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绝不是二战结束时的英国。因此,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美元的最主要国际储备地位。成立全球央行、发行单一货币的难度更大。除了美国会全力阻止外,各国将货币发行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还不具有可能性。当前最伟大的超主权货币实践——欧元,运行的并不算成功,很多人将欧债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实行统一货币。此外,直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欧元终究会破产。货币发行权是现代主权国家的特征之一,是国家机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将货币发行权让渡给一个全球性机构,至少在目前来看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3.多元储备货币改革方案在当前最具可行性,可能是通往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经的过渡阶段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多元储备货币改革方案更具有可行性。多元储备货币就是由三至五种货币共同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它们的份额大体相当,相互竞争、相互制约,获取的收益与承担的责任相当,从而制约货币发行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国际汇率安排和储备资产。

  当前尽管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也被多数国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持有,但是美元“一币独大”,其在国际储备、国际结算等占有绝对多数的份额,其他所有国际货币份额总和远赶不上美元一个货币的市场份额,对美元根本构不成威胁和挑战,也就无法有效约束美元的发行,无法要求美国在出台货币政策时统筹考虑国际国内的需要。所以,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与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并非一回事。

  从逻辑上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是最终实现超主权货币体系的必经的过渡阶段。这一方案是随着美国国力逐渐衰弱,欧元区、中国、俄罗斯等其他经济体逐步崛起,美国能够接受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造方案。

  当然,从由以英镑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过渡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历史,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旧有势力是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在新旧体系的转变过程中,新兴力量必须讲究策略、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才能善做善成。

  我国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既是出于自身金融安全、为经济金融稳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需要,也是作为新兴大国主动承担责任、建立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需要。

  1.金融安全问题关系着中国梦的实现

  从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能否解决好金融安全问题,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着中国梦的实现。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日益融合的大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安全问题也日渐凸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国土安全。

  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凸显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去年以来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美欧主要是从金融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俄罗斯主要银行在欧美金融市场上融资、禁止维萨和万事达为部分俄罗斯银行提供支付服务等。由于俄罗斯对外经贸交往中主要采用美元结算,这些金融方面的制裁不仅造成了市场恐慌,资本大量外流、卢布大幅贬值,还因为切断了美元的支付清算,造成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正常经济金融交往的困难。

  中国同样面临金融安全问题。与俄罗斯相比,我国对美元的依赖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我国在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结算,但是美元仍是中国对外经贸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占据近80%的份额。我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更是过半投资在美国。与俄罗斯居民一样,我国的民众也是将美元视为硬通货。

  2.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大国责任

  二战后建立起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服务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真正照顾到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尽管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一些改进,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但是,远远不够,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是被遗忘的群体。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率先走出危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其中,这其中就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纵深改革,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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