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

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

8 九月 2015, 15:06
abb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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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 给环球经济写下了相对乐观的注脚,与最近环球金融资本市场的价格下跌形成鲜明对比。

那到底谁说的对?是市场还是官员?在持续稳定但平淡非常的全球经济复苏与全球经济衰退复发之间,中国就成为了那个不确定因素。

眼下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放慢得有多急?那些在寻求答案的人都把视线投向北京8月份突然贬值人民币的决定。

那是否意味着决策者们均已焦虑不安,急着要提振出口?

中国在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其经济本来就严重失衡——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增速还要开始放缓。

经济学家所乐于见到的经济体,是那种内部均衡(就业率与通胀率都不会太高或太低)与外部均衡(一个国家的经常帐——国际借贷帐目——收支平衡)都能维持的经济体,不太高也不太低。

目前,中国正为达致这两种均衡而挣扎着。

摊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是个棘手的任务,但并非不可控的任务。透过一些国际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应付这个挑战就可容易得多。

实际上,中国问题的核心是 环球宏观经济的“三难选择”。

三难选择——或者叫做“三元悖论”——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享受三种条件:货币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通(也就是说没有资本进出管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相反,在这“政策包”里,一个国家可以选取其中两个条件,但仅此而已。

英国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享有资本流通自由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却没有货币汇率管控。

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按照它认为有有利于英国经济的水平来设定利率,而汇率——正因为资本可以自由进出英国——则由市场来决定。

前景改变了?

正如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那样,要是英国希望维持资本自由流动,但又希望维持汇率稳定,那就只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了。

这样,利率就得设定在能维持英镑兑其他货币于某个水平,而非适合英国本土状况的幅度——货币政策就此外包别国。

中国既有的政策组合是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调控汇率,也就意味着要限制资本流动自由。

现实的情况比这更要复杂一点。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多样的。现金能进出中国,人民币也只是局部与美元挂钩,而不是直接地挂定。

但变化正在发生——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货币名单,过程涉及到拆除其资本流动管制体系,而这将导致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面对三元悖论。

中国内需放慢,意味着市场需要放松的货币政策,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上更自由的资本流通,就意味着人民币汇价要走向弱势。

但正如美国欧亚集团分析师桑卡兰(Karthik Sankaran)的有力论述,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环球经济而言,这样做都是毫无好处。

对内而言,在人行希望松绑财政状况之际,人民币弱势反而会让那些有美元借贷的中国企业面对银根紧缺的问题。然而更值得关心的是人民币弱势所引起的国际性涟漪。

中国需要的是……

在2008年环球金融风暴之前,中国经济与外部均衡相去甚远——它确实是当时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推手,经常帐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现在盈余降至GDP的2%,但货币弱势会把比率再次推高。

在抑制通胀因素——比如是低廉商品价格——正在作用,而西方通胀率在0%周边徘徊不动的当下,世界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中国把货币贬值。这可能会把目前仍算健康的低通胀诅咒成破坏性的通缩。

中国需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没有了那大幅转弱的人民币,世界还是可以活得下去。

幸好这仍是一个可行的组合,但就得让中国勉强继续维持资本流动管制,让中国既有能力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也能维持汇率稳定。

曾几何时,IMF要求各国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几乎就是一道教条。 但在危难之时,IMF的态度也有改变,甚至承认限制资本流通在某些时候是恰当的。

当前的中国大概就处于那种时期。要是中国维持资本流通管制,而又同时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哪怕只是一时——中国可能会更有条件实现内外均衡。

要攻击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政策错误很容易,在本来已经过热的股市搞救市、突如其来的公布新货币政策来让市场吃惊,只是部分例子而已。

但更大的批评通常集中在2009年后推行的刺激经济计划之上——透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带动的信贷与投资热潮,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投资错配问题(例如经常提起的“鬼城”问题),且债台高筑。

然而,在批评以外,人们甚少反思:要是没了中国,世界经济增长会变成怎样?

在世界急需经济需求之际,中国站了出来,提供了一点点需求。北京的刺激经济措施支撑起全球经济增长,却让自己的经济严重失衡。

对于世界各国的决策者来说,协助中国过度,重返平衡,得成为他们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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