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的“《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开。《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发言时表示，长期实行一把手，地方或者部门负责制很容易蜕变成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周永康、薄熙来这些人在不同座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他的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周瑞金指出，官员的腐败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像当前中国这样存在普遍的、严重的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种现象不多见，中国腐败官员很多是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以下是文字实录：
周瑞金：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反腐败还得靠制度。官员的腐败问题，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像当前中国这样存在普遍的、严重的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种现象不多见，始终成为困扰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隐患。
今年1-5月份，一共有63000多名党员干部被处理查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4.7%。党的十八大以来，副部、副省级以上干部有48人违法乱纪被查处，其中，国家级有3个人，中央委员2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
中国腐败官员很多是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有的贪污腐败八百多次，才偶然被查处，有的家里搜出2亿吨资金，16台点钞机清理现金时烧坏了4台，有的普通的供水公司的经理家里竟抄出上亿的现金和37公斤的黄金、68套房地产，特别是徐才厚，明白知道自己保不了总后勤部部长谷俊山的问题，还贪婪地收下了谷俊山用来行贿的四千万人民币，这样贪婪的军头，他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到哪里去？
这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最长、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反腐败行动，特别是延伸到原来很少涉及到的军队的高层。有人说现在的反腐败只是反腐败分子，不是反腐败本身，王岐山同志曾经说要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说明党中央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治本就是靠制度来防护，从制度上来防护，我想简单地概括五个基本看法，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要切实地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制度防护首先是依法防护，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就是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党政的权力。
不能否认我国的司法实践成为受制于党政权力的干预和阻碍，各级党政权力在司法权威面前更为强大，司法层面难以约束我们的党政权力，长期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权力过分的集中，很多重大的决策和人事安排往往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说了算，地方或者部门一把手很容易蜕变成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周永康、薄熙来这些人在不同座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他的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这些体制为买官、卖官和私权利的滥用打开了权力之门，最后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第二，坚决突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
纵观我国严重的腐败现象，已经由发展型的腐败全面恶化为垄断型的腐败。从我国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数量和越来越高的级别来看，特殊利益集团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和社会资源的能力方面正以惊人速度不断膨胀，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早已经盘根错节，形成庞大的势力。
从目前公布的案例来看，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党政军大员、地方和社会势力、顾问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央企、横跨能源、金融、通信、文化、广电、资本市场等等关键领域甚至已经侵入到国家的政法、纪律队伍和武装力量，可以说是从点到面，就像癌细胞那样无孔不入，不断的扩散，这种局面一定要打破，要瓦解特殊利益集团。
第三，加强舆论监督。我作为一个老报人，始终认为我们主流媒体应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重要的阵地。过去我们几乎放弃了这个反腐败的阵地。
看看有哪些大案、要案是由我们的媒体揭露出来的？一些地方媒体一味的满足歌功颂德或者小打小闹式的曝光，地方政府经常利用媒体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丑事变成好事，把灾难变成喜事，众多的主流媒体花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却在监督公权力、反腐败方面起到的作用确实很有限，甚至基本失职。
要是我们的媒体能够及时加以舆论监督、揭露曝光，就有可能防患于未然，这需要我们审视和反思权力和媒体的关系，党领导媒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党的领导人又应当接受媒体的监督，这是一体的两面。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上的举报监督起到一定作用，刘铁男等案例就是一个例子，网络举报、揭发和监督是人民群众监督权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反腐败的力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反腐败事业很难取得圆满的成功，要用制度保护人民群众反腐的权力和反腐的热情。但是，反腐又不能搞成群众运动，还是要依法进行治理。
第四，中国有多少贪官逃到国外，又有多少不义之财被转到了国外，这次APEC峰会上，在中国的主导下，搭建起了最大的反腐追讨追赃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坚决表示要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的合作，建立APEC反腐败合作网络，这是很好的开始，相信这方面工作很快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第五，我认为要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建立以下七项制度是必要的：第一，建立政府层面的权力清单制度，以权力的负面清单来约束寻租，把公权力关进笼子，不能无限的膨胀；第二，建立公共财政法案，实行严格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第三，建立新提任领导干部包括财产在内的有关事项的公开制度；第四，加强国家审计机关在反腐问责方面的重要作用，实行审计公开制度；第五，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第六，建立海外资产登记制度；第七，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系统，提高国际税收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国际税收征管合作的新秩序。
